编者按

陕北方言，是西北地区古老的原生态语言形式，也是陕北文化重要的载体。本文通过对陕北方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六(王建领)的深度访谈，以对话录风格，考述研究了古老陕北方言的历史形成、演变过程、发展格局，以及如何成为陕北文化标志的内在根源。尤其对陕北方言与陕北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型态、传承构建等多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探讨，从而揭示了陕北方言成为民族历史文化“活化石”的深层基因密码，展示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底蕴与魅力。

陕北文化源远流长，陕北方言意味悠深。二者互为表里，不仅承载着陕北81811平方公里土地上风韵独特的生活面貌和社会习俗，而且谱写出陕北黄土高原史诗般的人文画卷，并凝聚浓缩为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因此，研究探索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传承，对保留民族本土文化根脉，推动陕北地方文化进步繁荣，促进中华文化实现多样性和丰富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推进、商业文明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同构，地方方言和传统文化也发生着激烈的交替变化。时至目前，语言文化的共时性已经完全覆盖了它的历时性，其内在精神遗存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而去，并退居次要地位。在此情况下，对民族语言的原生态性内涵予以深度挖掘，特别是对地域异质、生活异宜、风俗异尚、文化异存，且民族精神和人文关怀异齐的地方文化语言，进行抢救性研究保留，就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

本期始，青岛大学徐良教授与陕北方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六将以访谈的形式共同探究陕北方言民谚的社会底蕴与文化魅力。

访谈录之一

陕北方言民谚：文化的培育与情结

陕北方言与民谚，是汉语语言体系中古老而意蕴深邃的一种“原生态语言”，也是陕北人独有的一种文化符号，还是古老汉语言的“活化石”。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如果不了解这种文化符号及其所承载的风土人情，听不懂这种“原生态语言”所表达的真实含义，要想在陕北的山水之间行走是很困难的。有些词汇看上去简约凝练，但内涵极其丰富，传情达意极其准确生动。陕北方言，尽管可以用普通话翻译，但就像用中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样，无论多么准确的翻译，都难以保留原文的韵味，传达出陕北本土文化的内在精神。陕北方言同陕北民歌一样，是一种别有韵味的原生态文化，它古老而不失鮮活，质朴而不乏精彩，在传情达意方面可发挥无可替代而惟妙惟肖的特殊效果。

徐良（以下简称徐）：王老师，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那就是牵魂梦绕的陕北。对故乡，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记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怀。对此，可以展开的历史与人文话题有很多。今天，我们以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谚’传承人”为主题，进行一次访谈性的对话，就您在陕北语言文化这一领域所作的全部努力与贡献进行采访记录，并进行深度探讨，您看是否合适？

王六（以下简称王）：非常欢迎。努力不少，贡献不敢妄言。但我对陕北的热爱，对故乡的关怀，却从未因生活变化与工作岗位变动而减弱，反之随着人生岁月历程的延伸和年龄的增长，对故乡、对陕北的酷爱却与日俱增，甚至升华凝聚为您所说的“情结”。“情结”这个词很好，很能表达我的内在感受。

王：这就早了。大概是六、七岁开始吧。那时在村里上小学，老师们多是本地人，说话交流都用本地方言，上课教学也用方言，没有啥特别记忆。“文革期间”学校来了位外地女教师，我们称之为“公家人”。这“公家人”来自大地方，上衣口袋里别着钢笔，穿着洋气，衣服干净，裤子笔挺，脸蛋俊，模样好，说话与我们当地人完全不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跟广播里的声音差不多。有时开大会，讲大课，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像看稀奇一样听她说洋话。对不起，当时还没有开放，我们把普通话就叫做“洋话”。人们主要是为了看这位漂亮老师的模样，听她讲话的语调与风采，而她讲的内容却没人在意。这是我最早的语言与文化启蒙老师。

徐：这怎么理解？

徐：哪您是“洋脑子”还是“土蛋子”？

王：我是又“洋”又“土”。这“洋脑子”和“土蛋子”之区分应该是我最早的文化碰撞，而且这种碰撞交流是从“语言”开始的，这种撞击非常深刻，也给我一生留下了强烈的记忆。“方言”之“土”与“普通话”之“洋”，从此就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种子，也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

徐：您展开来说。

王：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来说，在陕北、在米脂、在黄土高原的任何一个地方，由“土”变“洋”，成为“公家人”是无异于土鸡变凤凰，是每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成了我少年时的理想。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盼望自己能变成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洋脑子”。但同时，这种语言的“洋”与“土”，以及彼此之间的对立，又产生了深深的鸿沟，把人们的生活分成两个世界，即乡村与城市、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人们很难实现跨越。所以，语言问题，从来就是社会问题，语言永远是文明的象征。

徐：那您的“土蛋子”之“土”又该怎么理解？其中包含了多少文化内涵？

王：我理解的“土”就是文化的根、故乡的魂、生活的本和源，用时代的语言表述就是“初心”。我虽然最后成了“公家人”，但本质上仍然是个“土蛋子”，或者“土扑郎”。我永远改不了我的“土性”——文化的根、故乡的魂、生活的本和源始终萦绕在心，而代表这“故土之根”的陕北文化方言又成了我一生追溯探寻与开垦挖掘的一块沃土。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本”、不忘“根”。我的“根”就在陕北，我非常满意自己“土蛋子”这个称谓，我的许多田野调查就从民间乡土中获得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

徐：讲的好，素朴生动而深刻。您的收获主要从何而来？

王：我的收获主要从社会生活中来。咱们的路遥说过一句话，“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确实是这样，我对文化语言的启蒙来自生活，思考与观察来自生活，积累与收获也来自生活。是陕北故土培育了我，也是故乡的文化土壤给了我不尽的营养和资源，没有故乡就没有人生，没有生活就没有收获。

徐：咦，您还是位文化哲学家哩，您的概括很有哲理性。那生活又是如何成就您对陕北方言的传承与研究的呢？

王：我的理解完全来自生活，这是我真切的人生体会、深刻的生活认知。我先是在村里当干部，兼乡团干，当民兵；后来真的当了兵，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放弃高考，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来在黄陵店头煤矿、家乡桃镇粮站、党校、行政等不同岗位工作，对“洋话”和“土语”领会得特别深切。随着工作岗位的不断变化，生活接触范围越来越广阔，对陕北方言、俚语、谚语等了解得就更加深刻，积累也越来越丰厚，认识也越来越丰富。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让我接触了更多不同的“方言”。在部队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不同的语言，不仅表达出不同的地域风情，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和主观癖好。就是在故乡，不同的地方即使相距几十里路程，方言的差异也非常大。这样，留心“方言”与“文化”，通过“方言文化”观察生活、把握社会，就逐渐养成我独特的爱好，并最终走上研究传承这条道路。所以，方言就是一个地方特有的生活载体。

徐：能具体谈谈您积累陕北俚语、谚语方面的生动经历吗？

王：我出生在陕北，人生大部分时段，都在陕北工作，本土方言潜移默化，对它的魅力感受特别深刻。我参军闯荡，见过“洋世面”，再回到陕北方言的生活世界；又离开陕北，分别在陕南商洛和关中西安从业，这种强烈的内外反差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差异，恰恰就是方言的生命所在，也浓缩与聚焦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也许我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所以就注意搜集整理。现在人们封我为陕北方言专家、方言学者，专家我不敢当，我理解学者嘛，也就是学习者，您说对不对？

比方我在县乡工作时，无论讲话还是交流，经常运用农民兄弟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俚语，往往一针见血，表达准确而简单，老乡们就认为我接地气，是可以交心的人，威信就比较高，进步就快，不久群众就推举我走上干部领导岗位。

徐：请举几个例子。

徐良，陕西清涧人，青岛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青岛东方思想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为榆林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特聘专家。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历年来投身研究专题九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报告文学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五部、研究专著五部，荣获国家、省、市优秀科研奖、理论创新奖和实践贡献奖二十余次。

嘉宾简介

王六，大名王建领，1958年生，陕西米脂县人。热爱陕北，酷爱文化，钟情于陕北方言和民谚研究，对陕北地理方志和民俗文化有独特而深刻的研究把握。人生阅历丰富，拿过锄把子、扛过枪杆子、用过笔杆子，分别从业工、农、兵、商、学等多种行业，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先后供职村、乡、县、市、省等多个岗位，2014年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谚”传承人称号。长期从事陕北文化田野调査研究，出版《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留住祖先的声音一一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增订版)、《陕北民歌300首》(五线谱版)、《陕北回眸》系列丛书、《陕北话中话》、《信天游说》等专著。主编出版《陕西方言集成》，以总撰稿并出品全国第一部介绍方言的六集纪录片《陕北话》，获广电总局优秀纪录片奖。散文《又见核桃压枝低》被2014年陕西中考语文试卷列为阅读答问范文。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特殊的一个“这个”——既能把握丰富的实践资源和文化根脉，又凝聚着厚重的理性思想和学术研究，代表着陕北文化传承的关键构成和聚集核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性阈值效应和传播辐射价值，从而为人们准确把握陕北文化生态和陕北民俗演变的深层脉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内涵丰富，价值珍贵。